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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慌乱的一夜》 文 张凯 昨天下午五六点，我们踏上从武汉回通山的归途。女儿在后座上蔫巴巴地一动不动，爱人无意间伸手一摸她的额头，那滚烫的热度，好似燃烧正旺的炭火。估摸一下，怕是有三十八九度的高烧了，也顾不上多想，所幸此时离家已不算远，二十来分钟的路程，我猛踩脚下油门，恨不得立马飞回家中。
到家时，女儿已绵软得如同毫无筋骨的棉花，连下车的力气都消失殆尽。我好一番连哄带劝，才吃力地将她 抱下车，艰难地扛到楼上的床上。她随即带着哭腔叫嚷着：“爸爸，我全身疼，眼睛疼，手也疼......”我疼得要命，赶忙把平日里常备的美林、四翘清热颗粒等药一股脑儿都给她喂下。
这时，爱人也有气无力地也说头疼，一量体温，38.2 度，而女儿更是高烧到了 39.2 度。房间里女儿不停地吵嚷着“疼、疼”，爱人嘴里也微弱地发出“嘘嘘、哎呀”的声音，每一个声都像尖锐的针尖，狠狠刺疼着我的耳膜，激起一阵又一阵揪心的痛楚。
往日里，都是爱人精心操持着，照顾生病的女儿，我总是在一旁听得指挥。可这一回，女儿病了，爱人也病了，照料的重担瞬间压在了我的肩头。
虽说照顾病人并非难于上青天之事，但爱人自己从医，往日安排得有条不紊。如今换成我，一时间真是手忙脚乱，纵使我自诩也算是个暖男，但此刻有两个病人，也深感力不从心。
安排妥当已是凌晨一点多，我在地上胡乱铺了个毯子，放上枕头，倒头计划入睡。平日里上床，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我，此刻极度的疲劳瞬间将我吞噬。然而，没一会儿的功夫，爱人虚弱地叫道：“还是得起来给女儿再量下烧。”我猛地惊醒，慌乱爬起，由于垫得太薄，又是瓷砖地下，起身时毯子揪成一团，我一个踉跄，险些摔倒。
打开床头那昏暗的小灯，微弱的光线只能映照出我憔悴的脸庞。一量，39.1 度，哟，我的心瞬间又揪得紧紧的。赶忙打水来，为闺女擦拭身体。爱人此时自已浑身也疼得厉害，只能靠嘴指挥着我这个忙碌的“小兵”，一会儿让拿毛巾，一会儿让换盆水，一会儿喂药，并不停平躺仰着头地对我讲“擦这里、擦这里”，我像个不停旋转的陀螺，忙得不可开交。
在给女儿喂下“美霖”后，她突然一阵干呕，我慌乱中试图去找盆子，可她胃里空空如也，却还是呕出了不少粘稠状的物质，其中少许不幸溅到了床单上。更换床单那可是个技术活，而此刻床上还有两位病人正躺着，这无疑更增加了难度。我急中生智，随手抓起旁边一个大块的布，顺势将那被污染的地方遮盖起来，一番折腾后，我已是汗流浃背。
在这过程中，中途外出买药又成了关键的一环。爱人与我认真、仔细地分析了女儿烧退不下来的原因。最后得出，极有可能是由于药物过期所致，吩咐我去买新的“美林”。我戴上老花眼镜，在那如豆般微弱的灯光下，一遍又一遍地仔细检查药盒。
然而，却始终无法找到生产日期的踪迹。尽管如此，我内心判断，这药物过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可还是不由自主地说：“马上去。这药盒上的字怎么这么小？看来真的是老了！”
我匆忙穿衣下楼，车子在寂静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行驶着，这个点儿，哪有 24 小时营业的药店。一路上，只要呆到药店门牌上有电话的，我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，赶紧拨打，四五家过去，无一接听。就在我心急如焚之时，还好想到一位稍有些熟识的药店老板电话，拨通后人家仗义相助，让等 20 分钟开车赶过去，这才顺利买到药。
闺女服完新买的药，总算安静睡去。我睡在这生硬的地上，顾不得许多，眼睛一闭就沉沉睡去。一觉醒来，看表快四点了，好在忙活了一番后，好歹睡了二个多小时。
起身再轻摸闺女的额头时，察觉仍有些温热。显然仍需喂药。“还得再跟大恬子量个体温。”我遵照爱人的吩咐，小心翼翼地把体温计调整至合适的刻度。
此时，女儿已沉入梦乡，我生怕将她吵醒。我半蹲在床边，轻手轻脚地移开她的小手臂，将体温计轻轻置于她的腋下，尽我所能避免打扰到她的美梦。
于是，我始终维持着一种半蹲的姿态，轻柔地握住她的小手，宛如一尊默默守护的雕像，静静地以这种姿势杵在那里，注视着那幼小的面庞。经过漫长的五分钟，当体温计发出细微的滴答声时，我才缓缓地将其从她腋下抽出。
好在烧已经有所减退，体温降至 37.4 度。这一刻，我心中的忧虑也轻了些。
爱人此时烧已经退了，可被疼痛侵袭，身体似乎在无声地诉说着不适。坦白讲，这一夜，包括爱人自已，心思几乎全被女儿占据，对小家伙的照料让我忽略了对爱人，其实她也是个病人。对于她的口头安排，这一夜成了我行动的唯一指引，以至于我变得前所未有的顺从。
这兵荒马乱的一夜，我的心情犹如狂风中飘零的落叶，飘忽不定。我之所以将这段经历化为文字，并非是因为耐心已消磨殆尽，而是在笔尖流淌的沉思中，我愈发感同身受地体会，平日爱人的不易。
生活总有意外，让人猝不及防。但在困境中，爱与责任便是最坚实的依靠，支撑我们走过风雨，迎来阳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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